從兩漢的歷史來看,俠與開國君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西漢的劉邦、東漢的劉秀在建國初期,都曾得到地方上俠的支持與擁護,身旁臣子也不乏俠之流的人物。甚至,有研究指出,劉邦本來就是地方俠集團的領袖,可見俠在動盪時期,易成為影響政局的角色。此現象在東漢末期,仍見於割據地方的群雄中,如曹操、董卓、袁紹、袁術、孫策、劉備等人都有為俠,或與俠接觸的記載。然而,范曄、陳壽以降的正史作者卻未承襲司馬遷、班固為俠立專傳的傳統,似乎忽視或看輕俠的影響力。隋唐以降的傳奇、小說出現後,俠卻又是歷久不衰的創作題材。要討論這種矛盾的現象,得回到正史俠傳消失的魏晉之間作探討,探究當時代政治、社會文化層面發生了什麼轉變,使史家遺忘了這個千百年來話題不斷的角色。
本文故以魏晉之際的〈勇俠傳〉為出發點,分析該傳的背景、故事架構,以及歷史意義,進而帶出當時代其他類型的俠,從社會、政治與思想的角度作探討,重建漢晉之間俠活動的各種面相。並借此突顯魚豢筆下的勇俠,融合東漢以來的士風,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中〈游俠傳〉偏重記載俠如何建立人際網絡,以及挑戰政府法治的形象有所差異。然而,〈勇俠傳〉的出現並非單純俠風與士風的互動,還有作者受到保家持身的家族觀影響,在操作俠的形象,使之符合社會風氣的需要。而俠樂府詩的也在本時期出現,虛實之間更增添俠多元形象,讓筆者瞭解俠的形象可以被詩人依其需要作操作,使魏晉南北朝的俠風更加豐富,得以延續至隋唐以降傳奇、小說中美好的俠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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